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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政治和零和博弈:滴滴事件教會了我們什么?

2019-11-12| 發布者: 埇橋新媒體| 查看: 135| 評論: 1|文章來源: 互聯網

摘要: 原標題:性別政治和零和博弈:滴滴事件教會了我們什么?圖片來源于網絡文|編程浪子來源|智能相對論(aixdlun)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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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標題:性別政治和零和博弈:滴滴事件教會了我們什么?

圖片來源于網絡

文|編程浪子

來源|智能相對論(aixdlun)

歷經波折的滴滴順風車,在整改數月后,終于又上線。一石激起千層浪,滴滴的順風車新規遭遇了“女性歧視、差別對待”等批評狂潮。24小時后滴滴緊急發布了新的規條,不論男女,晚8點之后一律無法使用順風車。

要理解這件事,僅僅就事論事,很容易陷入到自說自話的怪圈。

《圣經》中說道:日光之下,并無新事。

我們先講一個故事或許為我們提供新的視角

一、產品有風險,企業怎么辦?

1984年,一位名叫喬伊·格里菲斯的兩歲小女孩爬上她祖父的活動躺椅看動畫片。就在某一刻,她陷入可折疊的擱腳板和座椅之間。擱腳板卡住了她的頭,她開始窒息,結果這個幼童的大腦受到了永久性損傷,從此成了植物人,躺在醫院里。

1985年6月,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發布了一份《全國消費者警報》,提醒消費者注意讓格里菲斯窒息的那類靠背椅。對與要不要強制企業更改設計,各方則未達成協議。

委員會首席經濟學家沃倫·普魯內拉(WarrenPrunella)做了一些計算。他估計有四千萬張椅子在使用,每一張都用了十年。據估計,修改規定每年很可能會挽救一條生命。

由于委員會在1980年市場成本核算決定了一條生命的價值為100萬美元,而修改規定的好處只有1000萬美元。

所以在12月,委員會決定不必要求椅子制造商修改產品。也就是法律并沒有對企業的產品做出要求。

有趣的是,最后椅子制造商自愿改變了他們的設計。

這個故事提醒了智能相對論及大伙,經濟學家的計算依賴成本-效益分析的結果,對于企業來說輿論也會對企業行為有很大影響。

對于企業只要在成本可控的狀態中,提供有風險的服務就是可以接受的。

而且市場經濟中不存在絕對安全的產品,且更加安全的產品則有更高價格。

在滴滴第一版的新政策中,也經歷了一系列風險和收益核算。

以下是滴滴心路歷程。

二、零和博弈:走向極端的性別政治

由于人性的高度不確定性,滴滴順風車整改開放后,面臨如下的選擇,徹底開放深夜順風車,那么即使有一位女性遭受到的侵害,可能受到輿論懲罰的滴滴的損失將可能是無限大∞,而其經濟收益僅僅是固定的X。

但是如果如果禁止所有乘客半夜打車,其風險是可控的Φ-β,收益只是X-α。

分性別來看,滴滴面臨的問題如下:

對男性乘客徹底放開順風車和不放開順風車的差別實際上并不大,而且風險都為Φ,禁止后收益還有所降低(X-α),所以放開是最優選。

對于男性乘客來說,半夜打車和半夜不打車的風險基本一致,但是半夜不坐順風車的收益則會略有下降(X-α)。

對滴滴來說,女性乘客徹底放開順風車后,由于人性的不可控,女性難免受到侵害的風險,參照浙江樂清事件的結果,對于滴滴的風險接近無限大,而禁止女性半夜搭順風車,風險立即回到可控狀態,而收益略微下降。

對于女性乘客來說,如果選擇半夜打順風車的風險,根據統計學,人一生遭遇嚴重犯罪的概率極小,接近于零。對于女性來說,半夜乘車的風險稍有增加,但是沒有實質的影響。

就像我們不會因為交通事故的影響而放棄出門一樣,經濟收益上看,半夜打順風車的收益略高(X),因為乘客省了錢。

總結一下,對于滴滴來說,開放女性乘坐順豐車的風險∞>放開男性半夜打車的風險Φ>禁止所有乘客半夜打車Φ-β。

滴滴選擇了市場經濟成本核算思維,讓自己的風險最小化的決策——禁止女性乘客乘坐午夜順風車。

可惜棋差一招,新政策冒犯了對性別政治異常敏感的社會群體。

三、花剌子模的信使帶來的壞消息

王小波先生的雜文集《沉默的大多數》里有一篇經典的雜文《花剌子模信使問題》。

其中記載了一個非常奇怪的故事,據野史記載,花剌子模國有個奇怪的風俗,國王如果收到了好的消息,那么報信的人會被嘉獎,如果收到了壞的消息,報信人則會被砍頭。

面對滴滴事件的一系列戲劇性發展,批評者就像是故事中不能接受事實的國王。

這里花剌子模的信使為我們帶來的壞消息是:

女性面對這個世界遭遇被侵害的風險確實要高于男性,深夜順風車對女性潛在的侵害風險,滴滴有責任作出規制,但是不能承擔全部責任。

滴滴新規范的邏輯是恰好是市場經濟的邏輯,深夜的順風車對女生的確有風險,但是滴滴也給出了備選,女性乘客可以選擇更高安全系數的專車,或者不選擇滴滴的服務。

問題在性別政治群體的“我可以騷,你不可以擾”的思維邏輯中,“君子不立危墻之下”的市場經濟思考方式是完全失效的。

甚至在浙江樂清事件中,輿論沸騰中滴滴遭受到的譴責要大于罪犯受到的譴責。

在熱衷性別政治或者“女權主義”群體對輿論的鼓動下,經過了樂清事件之后,滴滴和女性乘客在深夜順風車問題上,面臨著完全不對等的風險。

花剌子模的信使告訴我們:犯罪在一個社會是有固定的比例,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認為犯罪是正常的、必然的現象,是一種社會實在,更與道德無關,是一種自然的產物,而女性確實受到犯罪侵害的可能性先天的要大于男性。

而性別政治的真實要求就是:

如果無法得到徹底的安全(事實上也不存在),那就也要徹底實現兩性在結果的平等(都不要乘坐午夜順風車),而不論這種對于輿論的操縱——是否傷害了男性乘客選擇的權力,But——whocare!

滴滴事件,各方博弈后以一種零和博弈的結果實現了最終妥協,在這場鬧劇中,本質上沒有一個贏家。每一方最終的收益都為X-α。

對于消費者和滴滴來說,永遠也找不到自己的納什均衡,因為滴滴的博弈對象是一個模糊的“性別的名義”,追求的是低效的“結果平等”。

感受大于事實是這種性別政治的主要特征。

而大眾對于性別差異現實的認知,或許有更長的路要走。

智能相對論(id:aixdlu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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